斯科特｜人类怎么好意思“诽谤”优秀的绵羊？
* 本文节选自《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
第二章 世界的地景改造：先民的农庄系统
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雅理译丛）
[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 田雷-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2-5
我们当然可以理解，因为那里的食物、温暖，以及群集的猎物，狗、猫甚至包括猪是如何被吸引至农庄，主动敲开了猎人的家门。当这些动物出现在农庄时，至少就其中某些来说，它们更像是志愿服役，而非被征召入伍。家鼠和家雀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虽然它们受欢迎程度不可能高，但也不请自来，同时还避免了完全被驯化的命运。然而，就拿绵羊和山羊的例子来说吧，它们是中东地区最早的非共栖的驯养物种，它们的驯养构成了哺乳动物活动中的一次深层革命。毕竟，数千数万年以来，这些动物都是猎物，而智人则是猎人。
然而，到了这时候，新石器时代的村民不再是继续把猎物杀了完事，而是抓获它们，关进围栏，保护它们免受其他食肉动物的侵害，必要时还会喂养它们，培育它们繁衍更多后代，在它们活着的时候，利用它们的奶、毛、血，也会像猎人一样屠宰它们，食用畜体。从原本的猎物，到现在“受保护”或“被驯养”的物种，这一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这场“交易”的双方而言都是如此。如果智人果真是历史上最成功，且数量最庞大的入侵物种，那么这个难以简单评说的成就到底是如何取得的，恐怕要归功于由驯化的植物和牲畜所组成的联军，无论智人走到地球的哪个角落，都把它们带在自己的身边。
并非所有的猎物都是适合驯化的候选物种。关于这个问题，进化生物学家和自然历史学家都强调，某些物种已经进行了“预先适应”，也就是说，当它们在野外生存时，就演化出某些特征，使得它们适宜农庄的生活。专家们列举了许多特征，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兽群效应以及附随的内部分层，耐受不同环境条件的能力，不挑食，能适应拥挤状态以及疾病的传播，圈养状态下仍可繁殖，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受到外界刺激时反应相当平静，不至于碰到惊吓就逃跑。虽说大多数的常见驯养动物，如绵羊、山羊、牛和猪，都是群居动物，而大多数的驯养役畜，如马、骆驼、驴、水牛、驯鹿，也是如此，但反过来并不成立，也就是说，动物群居的行为并不能确保其被驯养。瞪羚就是一个例子，数千年来，它们都是最常被猎杀的动物。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北部，我们能发现蜿蜒成漏斗状的石墙（也就是我们所称的“沙漠风筝”），这种设计就是为了截杀一年一度走在迁徙路线上的瞪羚群。然而，不同于绵羊、山羊或者牛，这种理想的蛋白质来源在驯养状态下无法存活。
但是，上述动物一旦被驯化，就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生活世界，它们在其中所经受的进化压力，迥异于从前被人类狩猎时的自在生存。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拿最常见的早期驯化动物来说，如绵羊、山羊和猪，它们失去了自由，没办法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作为圈养物种，它们受到限制的不仅是活动范围，还包括平日的食物，大多时候只能一群群拥挤在围栏、洼地或洞穴之内，就密集程度而言，在它们进化的历史中是前所未见的。我们将会看到，圈养的拥挤会影响到动物的健康和组织形态。
对于驯化动物的饲主来说，他们的一个主要目标便是最大限度地促进动物的繁殖。至于怎么做到这一点呢，办法可谓是古今皆同，驯养者会挑选出年轻公畜和超过育龄的母畜，将它们淘汰掉，从而尽可能地增加育龄母畜及其幼仔的数目。当考古学家发现一处大规模的绵羊或山羊骸骨堆，想要判定究竟来自野生兽群或者驯养的家畜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分析遗骸的年龄和性别分布，它们是最强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是否存在人类主动施加的管理和选择。人类成为驯养动物的主人，他们保护并照顾着这些动物，久而久之，这些动物就好像庄稼地里的作物，一方面免除了许多野生状态下的自然选择压力（如捕食者天敌，觅食时的竞争，求偶搏斗），但另一方面却要面对新的选择压力，后者来自它们的“所有者”，有些是有意识的施加，有些则是无意的结果。
说起这一新的选择域，并不仅限于智人所做出的设置，还应做更广义的理解，将整个农庄系统内的微生态以及微气候也包括在内，这是指一个农庄的田地、它的庄稼、它的宅院或栖身棚户，还有一支作为共生物种在那里聚集起来的庞大队伍，其中包括动物、鸟类、昆虫、寄生物，甚至于细菌。证据现已证明，农庄系统能有自生的演化作用，完全不受制于人类的直接管控，比如说，某些共生物种如老鼠、麻雀，甚至猪（它们也很可能是主动投靠的，人类定居点对它们可谓是觅食胜地），它们所经历的某些外观形态变化，同完全驯化物种的演化可谓一模一样。
生活在农庄，最常见的驯养动物面对着几乎全新的选择压力，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在行为特征上，它们都经驯化而变成了不同的动物。更进一步说，这些变化，在进化史的尺度内，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就发生了。我们之所以能弄清这一点，一方面是通过比较，考古学家对比了在美索不达米亚所发现的驯养动物骨骼残骸与其野生同源物种的遗骸，另一方面也考察了更为现代化的动物驯化实验。
俄罗斯人驯化银狐的著名实验，就是一个惊人的例子。他们首先从130只银狐中间挑选出若干只最不具有攻击性的（也即最温顺的），然后让这些选出来的银狐彼此之间反复交配，实验结果显示，只需仅仅10代，实验银狐后代中的18%都表现出极其温顺的行为——呜呜撒娇，摇尾乞怜，也会像家犬一样，对于抚摸和摆弄都有讨喜的回应。经过20代的饲育繁殖，极度温顺的银狐又增加了几乎一倍，占比到了35%。行为上的变化还伴随着形态的改变，比如垂耳、花斑、再加上翘起来的尾巴，有人认为，这在基因上是同肾上腺素分泌减少有关系的。
在驯养动物和它们的野生同种之间，标志性的行为差异就是，驯养动物对外部刺激的反应更迟钝，而且整体上对其他物种（包括智人在内）较少戒心。此类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乃是一种“农庄效应”，不能完全归因于有意识的人类选择，这种论断的合理性再一次可见诸如下事实，我们看到，那些不请自来的共生物种，如鸽子、家鼠、耗子和麻雀，也表现出大致相同的特征，即警觉和反应都有减弱。比方说，自然选择会偏爱体型更小，也不那么搅扰的家鼠，因为它们更适应以人类的废弃物为生，也能更少被发觉和捕捉。
本人作为绵羊饲主已有二十多年了，每次听到有人拿绵羊来比喻怯懦的从众行为，或是缺乏个性，我总会觉得愤愤不平。这是因为在过去长达八千年的时间里，我们人类都一直基于温顺来选择绵羊——对于那些胆敢冲出畜栏的鲁莽家伙，先下手宰掉了事。既然如此，我们又怎么好意思掉过头来，转而诽谤优秀的绵羊呢？作为一个物种，它们只不过是结合了正常的群体行为和我们所选择的某些特征而已！
与上述行为改变过程相关联的，还有一系列身体形态的变化。它们通常包括雄性和雌性之间差异（也即所谓的性别二态性）的某种减弱。比方说，公绵羊的角会变小，甚至完全消失，因为它们在进化中不再需要用角抵御捕食者，或者竞争求偶。较之于野生亲戚，驯养动物的繁殖能力也要强大许多。说起驯养动物，另一种普遍但惊人的形态变化，就是我们所知的幼态延续（neotany）：对于许多驯养动物来说，它们会更早进入成年期，与此同时，在成年后，它们又会保留野生祖先在未成熟期的某种身体形态（尤其是头骨结构）以及未成熟期的行为。脸部以及颌骨的缩短，会导致臼齿变短，也会造成头骨空间更加拥挤。
脑容量的缩小及其可能的后果，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驯养动物的“温顺”。较之于它们的野生祖先，在经历了长达一万年的驯养史后，绵羊的脑容量减少了24%；雪貂（驯养的历史要短很多）的脑容量，较之于野生臭鼬要少了30%；同它们的祖先相比，猪的大脑也小了不止三分之一。水产养殖，在眼下已经成为驯养的新前沿，在这一行业中，就连人工饲育的虹鳟也比不上野鳟鱼的脑容量。
相比于脑容量的普遍减小，更关键的是大脑各区域间受影响的不均衡。以狗、猪和绵羊为例，最受影响的大脑区域是边缘系统（海马体、下丘脑、脑垂体、杏仁核），这部分所负责的，正是在面临威胁和外部刺激时激活荷尔蒙和神经系统的反应。大脑边缘系统的缩小，也就意味着触发攻击、逃跑和恐惧的门槛相应提高。进一步说，它还有助于解释几乎所有驯养物种都表现出的特征：也就是情感反应的普遍钝化。诸如此类的情感迟钝，可以被视为是生活在拥挤农庄，并处于人类监控下的状态，在那里，它们无需面对捕食者，也不必寻找猎物，故而实时的迅疾反应已经不再是自然选择所施加的压力了。对于驯养的动物来说，现在它们有了更加可靠的安全保护和营养供给，就可以不必如生存在野外的亲戚那样苦逼，时刻要对周围环境保持高度警惕。
人类从迁徙到定居，也就意味着流动在减少，拥挤在村落和宅院里，越来越密集；而同理，家畜被圈养起来之后，拥挤在一起，对健康也会造成直接的影响。圈养所造成的压力以及创伤，食物种类的单调，再加上当同一物种聚集在一起时，传染病就很容易在个体之间传播，以上因素混杂在一起，就会导致各种疾病屡屡发生。由于重复感染、缺少运动且饮食贫乏，骨骼症状是特别普遍的现象。在分析古代家畜的遗骸时，考古学家会遇到慢性关节炎的病例、牙龈炎的证据，还有圈养禁闭在骨骼上留下的痕迹，这当然也都在预期之中。还有一个后果，就是在驯养动物的新生幼崽中间，死亡率要高出许多。比方说，在圈养骆马中，新生幼崽的死亡率高达接近50%，远高于野生骆马。其间的差异基本上要归因于圈养及其对动物活动范围的限制——畜栏里满地泥泞，到处是排泄物，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梭状芽孢杆菌这样的毒性细菌会滋生繁殖，就好像寄生虫一样，它们在近在咫尺的地方就能找到成群的宿主。
驯养动物新生幼崽的死亡率是如此之高，似乎已经挫败了人类的管理，就好像人类要尽可能提升谷物庄稼的产量一样，人类驯养动物，其主要目的也在于尽可能加大动物蛋白质的生产。然而，由于驯养动物的生育率也有了显著增加，其幅度足以弥补因死亡率所导致的损失。虽然其中的原因至今仍未完全弄清，但是，驯养动物通常会更早进入生育年龄，排卵以及受孕也更频繁，同时生育期也延续得更长。
在上述俄国人的实验中，温驯的银狐一年会发情两次，而相比之下，未加驯养的野生狐狸每年只会发情一次。老鼠所展示出的模式就更惊人了——即便作为仍属野生的共生物种，老鼠不同于驯化物种，我们只能下推测式的结论。在刚被抓获时，野生老鼠的生育率是非常低的，然而只要经过（短短的！）8代的囚养，我们发现，它们的生育率就有了大幅增加，从原来的64%提高至94%，而到了第25代时，囚养老鼠的生育期竟是“非囚养”同类的两倍长。整体而言，囚养老鼠的繁殖力近乎是原生态的三倍之多。对于驯养动物来说，一方面是相对糟糕的健康状况，以及新生幼崽高得惊人的死亡率，但另一方面则是在生育率上更大幅度的提升，足以弥补前述问题所造成的耗损，其间也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悖论——在下文中，我们还将重返这个悖论，它还直接涉及农业人口数量爆炸式的增长，而为之付出代价的则是从事狩猎采集的部族。
于是问题就来了，随着智人日渐适应定居生活、拥挤的环境以及谷物为主的日常饮食，我们能否发现他们在体质和行为方面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沿着这一思路的探究，既要求我们做大胆假设，但又务必要小心求证。然而，我相信，思考一定会结出硕果，因为它将支持如下观念：就好像农庄里的其他物种成为人类驯化的产品，我们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自我驯化的一种结果，其中有些方式是有意为之，有些方式则在意料之外。
现在有一位死于九千年前的女性，如果要确定她生前究竟生活在一个种植庄稼的定居村落，还是一个四处觅食的游群，一种方法非常简单，就是去检查她背部、脚趾和膝盖的骨头。生活在农耕村落里的妇女，通常都会脚趾弯曲、膝盖变形，这是因为在研磨谷物时，她们必须长时间跪地，身躯前后摇摆。虽然事情很小，却能以小见大：对于先民来说，这些新的生存劳作——搁在今天就是通常所说的重复压力损伤，已经塑造了我们的身体，使之适于新的目的，就好像后来驯养的一些役畜，如牛、马和驴，也因为它们的日常劳作而在骨骼上留下痕迹。
这种类比很可能可以做更深远的延伸。我们也可以认为，定居生活的扩散改造了智人，将先民变成一种群居动物，远甚于此前的游群状态。同其他物种群一样，当人口以史无前例的密度群聚在一起时，也就提供流行病和寄生虫肆虐的温床。然而，这种聚集还不是单一物种的群落，而是许多种哺乳动物的群体杂居，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病原体，而且就是历史上首次围绕农庄聚集起来的这一事实，也造成了全新的人畜传染疾病。因此才有了这个称谓，“新石器时代晚期多物种混居营”。也许可以这么说，我们所有物种都挤进了同一艘方舟，都要共同面对它的微环境，传播着我们的病菌和寄生虫，呼吸着它的空气。
这么说来，根据考古证据显示，无论是人类，还是兽类，农庄里的生活可谓是极其相似的，也就不足为奇了。比如说，“圈养”绵羊在体型上通常都要小于它们的野生祖先；此外，它们还呈现出驯养生活的某些标志性特征：典型的骨骼病，起因于圈养的拥挤和单调饮食以及营养稀缺。同样，较之于狩猎采集者的骨骼，“圈养”智人的骨骼也有一番特点：他们的体型较小；骨骼和牙齿经常显示出营养匮乏的迹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育龄妇女往往都有标志性的缺铁性贫血，这是因为谷物日益占据了她们的餐盘。
当然，人畜之间的相似，归根到底还是起因于人畜共同的环境，其主要特征包括：活动范围受到更大的限制；拥挤及其造成的交叉传染可能；更单调的饮食（对于食草动物来说，食物品种在减少，而对于如智人这样的杂食动物来说，不仅食物种类在变少，蛋白质的摄入也在下降）；因无需面对农庄外游荡的捕食者，也就放松了某些自然选择的压力。然而，在智人的例子中，自我驯化的过程在很早之前就开始了（某些方面甚至出现在“智人”之前），可追溯至火的使用、烹饪以及谷物的驯化。这么说来，牙齿变小、脸部缩短、身高变矮、骨骼更脆弱，以及性别二态性的弱化，追寻这些特征的进化过程，其历史远早于新石器时代。但即便如此，定居生活、拥挤环境、日渐以谷物为主的饮食结构，才是革命性的变化，它们能在考古记录中留下直接且清晰的印迹。
若对驯化作最广义的理解，则我们可以发现，这一过程不仅可见于动植物，甚至也包括人类自身——关于这一论题的可能性，迄今为止最令人信服的阐释来自海伦·利奇。利奇指出，自更新世以降，人类和驯养的动物都表现出了类似的趋势，身型以及身高变得矮小（凡是谷物主导饮食的，通常也是身材较矮小的），牙齿在缩小，脸部和颚部在缩短；在此基础上，她提出了一个问题，由于所处的环境日趋相同，是否可能存在着一种独特的“驯化综合征”。所谓“共同的环境”，利奇所指的不仅是定居和谷物，而包括了整个农庄系统。我们不妨将它设想为一种“农庄模块”——最终，这种模块将占据世界上大部分的地区。
对驯化作最广义的理解，它所指的是对家户生活的适应，而延伸家户的概念，将房屋以及附属搭建、庭院、菜园果林也都包括在内，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重新理解驯化的某些指标，将它们处理为生物学上的变化——身处在某种经由文化改造的人为环境，我们所说的“农庄”生活就会带来上述的改变。
有屋子有院子，到了冬季最冷的时候，这些设施就能保护定居点内所有的居客，包括受邀而来和不请自来的共生物种。将植物捣烂磨碎后加工成食物，偶尔的美味、残羹冷炙或者发馊的东西，最早吸引来的是狗，然后在新石器时代，猪也来了，圈养在家户的围栏里。既然人类、狗和猪在同一块地里求食，其吃的东西一般而言也变得更松软，这或许可以解释这些物种共同出现的某些问题，如骨质流失，颅骨、面部和牙齿的缩小。
对于人和动物来说，驯化的后果首先是外形和生理层面的，不过除此之外，还存在着行为和情感层面的变化，后者甚至更难破译。身体的和文化的领域从来都是紧密相连的。举个例子来说，当先民们定居下来，开始种粮，有了宅院可以遮风避雨，他们会不会像自己的驯养家畜一样，也出现情绪反应的下降，对自己周遭环境丧失专注和警觉呢？如果确实如此，这种变动是否也同驯养动物一样，关联着大脑边缘系统的变化，该区域负责的是恐惧、进犯以及逃跑的反应？就我所知，关于这一问题，现在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而且到底这个问题应当如何以某种客观的方法去处理，也很难想出个所以然来。
至于说到与农业相关联的生物学变化，我们更要加倍谨慎。自然选择的运转，是通过变异和遗传来进行的，然而，自人类开启农耕，至今不过240代人的历史，若是从农业扩散起算，大概不会超过160代人。所以说，我们现在也许还没有走到这一步，可以就此下决定性的结论。当然，虽说这一范围的议题超出了我们的解决能力，但是，关于定居、动植物驯化、谷物为主的饮食如何塑造了我们的行为、生活的日常，以及我们的健康，我们多少可以发表一些看法。
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本书带领读者穿越到人类早期文明国家形成的历史，著名考古学家、牛津大学教授巴里·坎利夫爵士盛赞本书：“历史就应该这么写！”
这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著名政治学家、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的最新著作，全书以大历史的纵横视野探究了人类社会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主要关注两河流域也即美索不达米亚的初民国家，必要时也纳入了对古埃及文明和古代中国的比较分析。这是斯科特集毕生功力，综合考古学、生物学、环境史、人口学等多学科的最新研究，所写作的人类早期国家的文明史。本书既有跨越数千年、游走多个人类早期文明的恢弘视野，同时又随处可见严谨、细致、令读者拍案叫绝的分析，对人类早期国家的形成这个文明史的大问题，书中提出了若干极具颠覆性的观点，并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证。
读史阅世论雅理~
微信 | @雅理士多德
豆瓣 | @雅理读书
点击“阅读原文”即可购买《作茧自缚》